国字脸，浓眉朗目，鼻直口方，八字胡加一撮山羊须，神情肃穆沉稳……不久前，唐末晋王、沙陀首领李克用的肖像跨越千年，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遗传学报》封面。
这幅肖像示意图，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古基因研究显示，这位“勇冠诸胡”的沙场猛将是一名长着黑色或深棕色头发的混血儿，肤色偏浅，一喝酒就“上脸”，而且乳糖不耐受。
李克用是唐末乱世里举足轻重的枭雄，也是沙陀族群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沙陀，在五代十国时期，走马灯似的建立过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十国之一的北汉，像一股旋风，纵横中国北方近一个世纪。
然而，由于史书记载模糊，关于沙陀人的起源与族群构成，学界长期众说纷纭。李克用的真实容貌与血统，也成了未解之谜。
一千年以后，科技考古团队在李克用的DNA里，找到了答案。
几经劫难的古墓
山西代县，古称代州，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陲政治要地、军事强藩。万里长城十三关，被誉为“中华第一关”的雁门关，就位于这里。
自雁门关向南20公里，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北方小村落——七里铺村，藏着唐末晋王李克用墓。七月份，记者在当地文保员的带领下，探访了这处古墓。
七里铺村不大，李克用墓位于村东北角，四周有围墙与周边几十户民房隔开。正门前是一片空地——村民的篮球场。门口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王墓”。
晋王墓不对外开放，大铁门上有一把铁锁。文保员打开锁，里面的空间跟篮球场差不多大，迎面一块大影壁。过影壁左拐，是一座2米多高的大土堆，上面长满一人高的灌木、杂草。
绕到大土堆背面，一个巨大的“石坑”映入眼帘。文保员说，这就是晋王李克用墓的墓室，长、宽9米多，深5米多，圆角方形穹窿顶结构。穹窿顶部分原本高出地面，用封土封护。1975年，村民平田整地时，不小心把封土挖开，穹窿顶全被揭了。
墓室用条石砌筑，坐北朝南，东、西、北壁都浮雕屋檐、斗拱、方格窗、门钉等，门两侧各雕一男一女侍从像。风吹雨淋，浮雕有些漫漶不清，借助相机的长焦镜头才能看到，每面的男女侍从不尽相同。有的长发披肩，有的头盘发髻，服饰不一，有胖有瘦。
墓室中间，是一块石砌棺床。文保员介绍说，当年，李克用的棺椁就放在上面。棺床长6.9米、宽3.4米、高0.5米，束腰须弥座式，上面雕有精美纹饰，非常考究。可惜记者到访时，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须弥座已被雨水淹没。棺床上长满野草。
“经常要用抽水机抽水。”文保员解释说，这里南距滹沱河一公里，地下水位比较高，水容易反渗，即使是在雨水较少的冬季，也需要定期给墓室抽水。
墓室南壁，连着一段石券洞式的甬道。“甬道两壁分别浮雕着出行图和仪仗图。出行图上，有五位披盔戴甲的骑兵，骑着五匹飞奔的骏马。仪仗图中的武士，也是身披铠甲、头戴铁胄。”由于里面有积水，无法下去一探究竟，记者只能听文保员描述。
甬道南端是墓门，由三块拼接的大石板封死。封门石外，两侧各有一座砖雕的歇山顶建筑。在地面，只能看到墓道被挖开的一部分，中间用一根石柱支撑，防止坍塌。
除了被挖开的墓室和墓道，地面只散落一尊白色石羊和一件圆形大石。石羊原来在墓地神道两旁，近一米高。圆形大石中间有银锭形纽，据说是当时墓室穹窿顶正中封口的部件，上面穿着铁链或铁环，挂着华盖或镇墓之物。
站在荒草间，很难想象，这里是一座千年前的帝王墓。
李克用是晚唐沙陀人。沙陀，这个名字今天听来已然陌生，但在五代十国乱世中，曾走马灯似的建立过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十国之一的北汉，纵横中国北方近一个世纪。
李克用作为沙陀首领，一生剿黄巢、战朱温、镇压藩镇叛乱，先后被唐朝廷封为河东节度使、晋王。他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追封其为后唐武皇帝，扩建晋王墓为建极陵，并在附近建了一座家庙“柏林寺”，供养僧众守护陵园。
讽刺的是，守陵僧侣却“监守自盗”。
史书记载，金天眷年间，李克用墓被盗掘。官府抓获的盗贼中，有一半是柏林寺的僧侣。金代以后，元、明、清各朝，李克用墓又多次被盗。到20世纪80年代，这座千年古墓已经面目全非了。七里铺村的村民甚至不知道，村里的晋王墓，埋的究竟是哪个晋王？
1989年，经山西省文物部门批准，忻州地区（今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和代县博物馆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对晋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银堂是当年的考古队员之一。“那时候，我24岁，刚参加工作一年，赶上这次考古发掘，心里很高兴。”
郭银堂是土生土长的忻州人，对这座古墓早有耳闻。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现场却触目惊心：盗洞不止一处。墓室变成了垃圾堆，里面有十几根碗口粗的杨柳树和丛杂小树，还有村民乱扔的死畜、倾倒的垃圾，散发着一股腐臭味。
发掘从清理墓室开始。考古队在当地雇了十几名民工，搭了一个二层架，大家轮流下坑，把垃圾一点点挖出来。半个月只挖了1.5米深，里面除了碎瓦片、碎砖头，几乎没有完整的陪葬品。
底部都是黑色的、充满恶臭的泥浆。当时考古队每人配一把小铲，把烂泥切削成薄片，再用树棍来回翻搅，从里面耐心寻找文物。所谓的文物，不过是被盗窃后遗漏在泥浆、石缝里的铜衣钮、鎏金箭镞、马首骨簪等，还有50多枚开元通宝。
最大的惊喜，是考古队在墓室东南、靠近甬道口的地方，发现了一合墓志。志石平放着，志盖呈覆斗形，被掀开斜立一旁。考古队立刻用清水洗掉表面的泥土，显现出四个篆字——晋王墓志。
志石上，考古队清楚地看到，首行用隶书写着“唐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晋王墓志铭并序”。这就证实，此处安葬的，是晚唐最富传奇色彩的枭雄：李克用。
此前，关于李克用葬身何处，一直有多种说法。《明一统志》记载，李克用墓“在忻州西一十里”。《大清一统志》则称，李克用墓“在应州东安边镇南”，也就是现在山西应县一带。这块墓志的出土，平息了争议。
“我们高兴极了，连夜给省文物局打电话汇报。村里的老百姓听到消息，也都觉得稀罕，跑过来围观。”郭银堂告诉记者，这块志石近一米见方，截至目前，仍是山西省发现的最大的一块唐代墓志铭。
除此之外，考古队还在墓室发现了头戴生肖官帽、手持笏板的石人像。这是隋唐时期流行的葬俗，古人用它们辟邪、压胜。“一共11尊，唯独没有鼠。根据李克用的出生年份推算，他属鼠，可能就代表了这个属相。”郭银堂说。
按照《晋王墓志》记载，李克用“袱于先茔”。“袱”，就是合葬，说明晋王墓周围可能是李克用的家族墓。“由于周边都是民房，当时经费有限，没办法进一步钻探李克用家族墓的情况。”
考古发掘只用了一个多月。由于晋王墓历史上多次被盗掘，葬具、葬式已经无法完全搞清楚。郭银堂透露，“墓道经探测约有30米长，大部分都压在民房下面，我们只清理了4米左右，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三具人骨
清理晋王墓时，考古队从墓室、甬道的淤泥里，捞出来一堆骨头。其中有马骨、狗骨、鸡骨等，还有三具不完整的人骨，包括头骨、股骨、肱骨等。
这三具人骨都是谁的？哪一具是李克用的？
郭银堂说，“考古发掘结束后，这些人骨和出土文物都交给了代县博物馆。当时没有碳十四测年、分子考古这样的技术，我们没条件继续研究。”这也是当年考古队的遗憾之一。
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弥补了这个遗憾。
民族融合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在古代各个时期都有新的族群融合进来，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然而，这些民族从哪里来、去了哪里，传统的文献考证，无法获得确证。
“拿不出证据将失去很大的话语权。”为了给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据，2021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联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等，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
三到九世纪，涵盖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民族互动最频繁、文化交融最密切的时期之一。“我们想利用古代北方民族的名人遗骨，构建古代匈奴、鲜卑、突厥等族群的谱系，追踪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文少卿解释说。
收集研究样本的任务，落到了韩昇的博士生蒙海亮的头上。
蒙海亮告诉记者，古代家族、民族演变异常复杂，最理想的研究样本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历史名人，因为名人在历史记录上脉络清晰；二是其墓葬经过考古发掘，有遗骨保留；三是有墓志铭或能证明身份的材料，即明确的身份信息。
“在山西、陕西等地，打听了很多文保机构，符合条件的少之又少。”蒙海亮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要么有墓志铭没有遗骨，要么有遗骨没有墓志铭。
“李克用有墓志铭，但遗骨不确定是不是有。”2023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与代县博物馆合作，对考古出土遗骨展开古基因组图谱检测。一场跨越千年的“身份认证”，由此拉开序幕。
在代县博物馆文物库房，文少卿看到了那一堆骨头。“放在一个纸箱中，里面有3个塑料袋，人骨和马骨、羊骨等混在一起，看起来很久没有人动过。”出土文物则放在库房的文物架上。
“这就是传统考古最大的特点——出土文物始终是核心。”不过，在文少卿看来，“骨头没有人动过，已经是最好的状态。有时候，文物部门搬来搬去，由于骨头不受重视，很可能就遗失了。”
工作人员告诉文少卿，这三具人骨可能是李克用和他两个妻子的。
“我觉得不太对劲。”文少卿是学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出身，做过不少体质人类学鉴定，一眼识别出三具人骨中，“应该不止一位男性”。
男性和女性的骨骼形态明显不同。文少卿举例说，最典型的是骨盆。男性的坐骨大切迹夹角较小，女性则夹角较大。另外，从颅骨上也能看出差异，男性眉弓比较粗壮，女性则比较纤细。
研究团队采集了三具人骨的样本，体质人类学鉴定报告验证了文少卿的预感：两男一女。其中，1、2号个体死亡时比较年轻，分别是18岁至20岁和22岁至24岁。只有3号个体的死亡年龄，与李克用53岁的死亡年龄能对上。
然而，这只是一重证据，还不能下结论。
研究团队又对三具人骨进行了碳十四测年——这是目前最精确的考古断代手段之一，测年误差可以控制在25年以内。报告显示，只有3号个体的年代距今1270至1073年，与李克用的生卒年比较吻合。而1、2号个体的年代，要比李克用晚几百年，显然不对。
为了找更多证据，研究团队对三具人骨进行了DNA鉴定。
结果，1、2号个体的报告都指向典型的北方汉族人，即古代黄河流域人群，饮食结构偏农业人群。3号个体的基因组来源比较复杂，呈现显著的东西方混合特征，与李克用的身世比较符合。
所有证据叠加在一起，最终锁定，3号个体就是李克用“真身”。
另外两个人会是谁？文少卿认为，“可能是盗墓贼，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入侵者。比如，有人在此自杀、不慎坠入或者躲避战乱。”
东西方混血儿
李克用“真身”藏了多少秘密，做实验之前，文少卿心里也没底。
DNA会随着时间降解、损伤、被污染。一个人停止呼吸后，体内的DNA便开始降解，会把原细胞内的DNA链破坏，变成越来越短的碎片。一般情况下，古代遗骸的DNA在100个碱基对以下。
如果保存条件更差，比如埋在潮湿的酸性土壤中，DNA可能一两百年内就几乎完全降解。2015年在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是少有能明确身份且有遗骸的汉代古墓，但墓主刘贺的遗骸长期受南方酸性土壤侵蚀，实验人员耗费数年也没能提取出刘贺的DNA。
代县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不算特别潮湿，但李克用的墓室深埋地下，地下水位又高，水常年反渗。李克用的遗骨，正是考古队从淤泥里面捞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李克用的DNA保留了多少呢？
提取部位很关键。文少卿解释说，“好的部位，DNA含量高、质量好。”
颞骨岩部是学界公认的最佳部位。它位于耳朵深处，形如一枚小金字塔，是人颅骨中最致密的一块骨头，能隔绝水分与微生物侵蚀，为DNA提供一个相对密封的“保护舱”。
文少卿却“舍不得”。“如果取掉这个部位，整个头就变形了。这是对古人的不尊重。所以，尽管我们知道这个部位好，一般不会提取。除非他的头部已经破损到无法修复，我们才会提取。”
李克用的颅骨比较完整，只能换个部位提取。
牙齿是第二选择。一般来说，牙根完整的牙齿受后天污染的可能性最低。“但如果这个人满口牙，拔一颗影响美观，我们内心也会不安。”文少卿团队在做北周武帝研究时，因为武帝颅骨、牙齿比较完整，都舍不得取，“自讨苦吃”选了肢骨断片，捣鼓了很久，才提取出了古DNA。
好在，李克用的牙不好，“保留的不多了”，所以文少卿团队拔了一颗牙。
从一千年前的牙齿上提取古DNA，极不容易。古DNA本身片段碎短，极少量的现代污染就可能淹没它的古代信息。比如，我们自己呼吸的气息喷到样本上，留存都会比它自身的DNA多上万倍。
采访时，文少卿给记者讲述了研究人员经常遇到的情况：“一开始，很容易提取出了古DNA，非常开心，过两天发现全是污染。”所以之前实验室不少从事古DNA研究的人，由于长期难出成果，不是休学就是退学。
复旦大学有专门的古DNA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空气都经过单独过滤。研究人员做实验前，要先在一个密闭房间内更衣、风淋和灭菌，做实验时像宇航员一样把自己包起来，连眼睛都要戴上眼罩。
经过实验分析，研究团队发现，李克用的父系遗传类型属于R1a-Z93的下游支系。这个基因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最常见的父系基因标记之一。而他母系遗传单倍型为C4下面的分支，与古代东北亚游牧民族以及汉族联系紧密。
“看上去，好像是父亲来自西边、母亲来自东边，即‘西方父系+东方母系’。”但文少卿强调，血统混合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一个携带东方类型线粒体的西部草原女性和一个Y染色体是西方类型的东部草原男性，两者婚配后也能混出同样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每一代人具体的婚配情况，只能看到最终状况。”文少卿说，李克用的遗传构成属于典型的东西方混合，“古东北亚成分略多一点，大约53.4%，另外46.6%来自西部草原。”
文少卿认为，李克用的混血特征表明，沙陀并非一个由单一、纯粹血统构成的群体，更像一个在蒙古高原至中亚的广袤地带，通过军事和政治力量，将东西方不同族裔的人群整合而成的联盟。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妻子、突厥皇后阿史那的血统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少卿通过此前研究对比，“阿史那几乎是纯粹的东北亚血统。沙陀作为突厥别支，李克用的血统与阿史那截然不同，说明古突厥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
李克用基因的东西差异，正是沙陀人一路东迁、与其他族群不断融合的生动注脚。
沙陀人本属“处月部”，是西突厥治下的一个小部落，在今新疆北部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安史之乱后被迫臣服吐蕃，向东迁往甘州（今甘肃张掖）。由于沙陀人不堪吐蕃压迫，历经血战东迁归唐，被安置在代北地区戍边。
代北地处农牧交界地带，自古就是胡汉杂居的地方。除汉族外，这里还生活着突厥、吐谷浑、回鹘、党项、契丹等各族。沙陀东迁后，为扩大人口、站稳脚跟，不断与其他各族联姻，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沙陀三部落”。
李克用出生在代北地区。他的母亲秦氏，有学者认为是吐谷浑人，因为吐谷浑部落中有秦姓。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克用的血脉中同时流淌着东方和西方草原人群的基因。
“独眼龙”的传说
基因对一个人的相貌特征有很大影响。
关于沙陀人的相貌，《旧五代史》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朱温大将氏叔琮，在山西与李克用沙陀骑兵作战时，曾挑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的两名士兵假装在路边牧马，成功混入沙陀军队，抓获了两名俘虏回来。
宋朝人编纂的《五代史补》，也有相关的记载：李克用儿子李存勖称帝后，宫中侍卫选用沙陀子弟。伶官敬（镜）新磨嫉恨侍卫，讽刺说，这些沙陀人虽然擅长拉弓射箭，但天下已经太平，没什么用武之地，只有一样胜过别人，就是鼻孔大、眼睛深陷罢了。
可见，古人对沙陀人的“画像”是：胡须蜷曲、眼窝深陷、鼻孔很大。
沙陀首领李克用，有没有这些特征？
研究人员也很好奇。文少卿团队用高精度的三维扫描仪，把李克用的颅骨扫描下来。根据颅骨数据，生成一个三维模型。
按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从数据库中调取与李克用遗传相关最近的群体数据，贴上这个群体相同性别、相同年龄段的平均软组织厚度。
软组织厚度，包括从骨头到皮肤之间的肌肉、脂肪等，直接决定一个人的面相。比如，一个颧骨很高的人，如果面部脂肪厚，看起来就是圆脸；如果脂肪薄，看起来就是方脸。
但遗憾的是，全球现有的参考数据库里，像李克用这样东西方混合比例的人群样本不多，“缺乏足够的软组织参考数据。”
研究团队最终选择了蒙古语人群的软组织数据作为参考。文少卿解释说，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从基因组上看，李克用的一些表型特征更接近东北亚人群。
另外，研究团队检验了李克用的头发颜色、肤色、瞳孔颜色等容易体现异域特征的色素沉积相关的表型，发现这些特征也偏东方：黑头发、棕瞳孔。
软组织厚度贴上去，文少卿觉得“有些丑”，“像游戏里的人物，没有‘活人感’。”后来研究团队用AI技术进行处理，修改了三个版本，李克用的肖像图最终定稿。
这幅肖像图，和史书上描述的沙陀人“胡须蜷曲、眼窝深陷、鼻孔很大”，有几分相似，又有几分不同，一亮相，就在网上“刷屏”。
文少卿多少有些意外。他特别强调，“这幅肖像画其实只是示意图，没那么严谨，因为中间缺少部分数据。”
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遗传学报》发相关成果时，甚至没提这部分内容。但杂志编辑觉得这幅肖像图“很有意思”，于是作为当期杂志的封面图。
其实，网友们最大的疑惑是，李克用的肖像为什么不是“独眼龙”？
《旧五代史》称，李克用“一目微眇”，所以号称“独眼龙”。宋人陶岳所著《五代史补》，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据说，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后，声威大震。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遗憾自己没见过李克用的容貌，于是派画工假扮成商人，前往河东秘密给李克用画一幅像，以此来一睹这位英雄的尊容。
画工到太原后不久，就被人发现，抓了起来。李克用起初非常愤怒，转念一想，杨行密派来的人一定技艺不凡，决定给画工一个机会，画不好再杀他。画工叩拜后立马落笔。时值盛夏，李克用手里拿一把八角扇。画工照此画像，扇角正好遮住他的一只眼睛。李克用看后说：你这是在讨好我。命令其重画。
画工又应声下笔，这次画了一幅李克用正在张弓搭箭瞄准的像，其中一只眼睛微微闭合，似在观察箭的曲直，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他的瞎眼。李克用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便重赏了这位画家，送回淮南。
这则故事后来被《资治通鉴》《十国春秋》等史书引用，李克用“独眼龙”的形象深入人心。后世评书中，李克用总是以“独眼龙”的形象出现：脸上罩着一只黑色眼罩，说话粗声大气，性格暴躁多疑。
起初，文少卿也以为，这些历史八卦可能是真的。
有个特别巧合的事，晋王墓出土的三具人头骨中，有一具头骨的眼眶部位确实有伤疤。结合历史上“独眼龙”的传说，文少卿猜想，这是不是就是李克用的头骨？
经过碳十四测年和基因比对，答案是否定的。这具有伤疤的头骨，不是李克用的，而属于年轻的“入侵者”，可能是一位倒霉的盗墓贼。
而通过李克用的颅骨，“看不出来眼睛有任何异常迹象。”当然，这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克用的眼伤仅限于软组织层面，并不涉及骨骼的破坏。
找不到证据，文少卿团队又把史料翻出来，发现正史关于李克用眼睛的记载，其实非常隐晦。“一目微眇”，可能是“一目小也”，也有可能是“一目失明”，而且也没说是左眼还是右眼。从后世流传的李克用画像看，画家们都刻意避开了这一点。
经过反复商讨，研究团队最终决定：不刻意表现。
于是，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李克用容貌，是一位目光锐利、相貌勇武雄伟的中年将领。文少卿的解释很朴素：“我们选择尊重他。”
“又菜又爱喝”
在李克用的DNA里，文少卿团队发现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记载的“秘密”。
最有趣的是，李克用携带的是“快速乙醛蓄积型”基因。用通俗的话来讲，他一喝酒就脸红，酒量不怎么样。
这个发现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个有趣的八卦，但结合历史文献，一个“又菜又爱喝”的沙陀首领，立马变得鲜活起来。
李克用出身草原游牧民族，饮酒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中宴饮、犒赏三军、庆功痛饮，这些场景在五代史料中比比皆是。其中，不乏李克用喝酒误事的故事。
最著名的就是“上源驿之变”。884年，李克用追击黄巢后途经汴州（开封），朱温在上源驿设宴款待。李克用酒后狂言，冒犯朱温。当夜，朱温伏兵纵火突袭。李克用却烂醉如泥，侍从用凉水泼脸才将其唤醒。恰逢雷雨，李克用借着电光突围，死里逃生，麾下三百随从全部被朱温杀害。从此，李克用与朱温势不两立，开启数十年的拉锯战争。
李克用在酒桌上交了不少“酒肉朋友”，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最不靠谱。
907年，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在云州（大同）相会，大设宴席，连续宴饮十余日。两人饮酒盟誓，结为兄弟，约定共同讨伐宿敌朱温。耶律阿保机回去后却背信弃义，遣使依附朱温。
没多久，李克用含恨而逝。据说，李克用临终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托付未竟心愿：一矢征背信叛晋的刘仁恭，一矢击背弃盟约的耶律阿保机，一矢灭朱温。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三矢遗恨”。
据司马光考证，这个故事其实是后人为附会李存勖编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已经无从考证，但李存勖确实争气，率领沙陀铁骑东征西讨，先后平定幽州、击退契丹、攻灭后梁，完成父亲遗愿，建立了沙陀族的第一个政权——后唐王朝。就连朱温也不由感慨：“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小名）！”
李克用除了不能喝酒，也不太能喝鲜奶。
文少卿团队研究发现，李克用的基因组中，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无法消化奶制品中的乳糖，吃了奶酪或喝了鲜奶后，很可能会肚子不舒服。
这对于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出身的人来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不过，细究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个体遗传表型存在天然多样性，不是所有游牧民族的人都能喝奶。
况且，沙陀人一路东迁，从西域到甘肃，从甘肃到山西。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被赐国姓时，沙陀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从逐水草而居转向半农半牧，乃至完全的定居农业。
到了李克用这一代，这些沙陀人已经在山西定居了半个多世纪。李克用的饮食结构，可能更接近于中原的官僚阶层——粟米、面食、蔬菜和猪羊肉。
文少卿团队在李克用的牙齿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人类农业生产中，常见的农作物根据光合作用途径不同，可分为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碳三植物包括水稻、小麦和豆类，碳四植物主要代表是粟、黍和玉米。“我即我食”，人吃下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其中的碳，变成人体骨胶原中的碳。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人骨中的碳稳定同位素值，就能判断其生前吃的是碳三植物多，还是碳四植物多；通过人骨或牙齿中的氮同位素值，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饮食结构，是吃肉多还是吃素多。
经过对李克用牙齿、肢骨和陪葬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文少卿团队发现：李克用在2岁左右断奶。根据国内以往的研究，农业人群家庭，儿童一般在2岁到4岁之间断奶；游牧民族家庭，儿童大约在4岁以后断奶。“这说明李克用的断奶模式，与农业人群儿童比较接近。”
李克用年少时，生活优渥。他的饮食结构中，“麦类食物比较多，也有一些粟黍食物和大量的动物蛋白质。”17岁至22岁期间，李克用的饮食出现较大波动——粟黍食物增加，肉食变少，说明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甚至是他一生“最差状态”。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李克用17岁时，也就是873年。大唐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中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地方藩镇割据，各霸一方。唐乾符元年（874），中原地区又发生了大旱，粮草匮乏，民不聊生。李克用的生活，也难免受此影响。
就在这时候，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身为地方军事长官，不仅没有救济手下军士，反而大幅度缩减粮食衣物，用法严苛，引起军民怨声载道。
878年，李克用22岁这一年。他的叔父、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借机发动兵变，抓获段文楚，并遣使邀请李克用入云州主事。李克用率领沙陀、鞑靼兵马万人抵达，驻扎斗鸡台下。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克用命令士兵把段文楚“剐而食之”，并命骑兵践踏他的骸骨，手段残忍至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斗鸡台事件”。
诛杀段文楚后，李克用进驻云州，自称大同防御留后，要求朝廷正式任命。唐朝拒绝承认李克用自立，调集大军围剿沙陀。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起兵响应，父子联兵割据代北。
数番交战后，沙陀兵败，李克用被迫率宗族逃往阴山鞑靼避难。直到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别无选择，下诏赦免李克用，征召沙陀军入关平叛。李克用的鸦儿军，由此登上中原舞台。
沙陀战马是蒙古马
李克用出身马背上的民族。他打小跟父亲征战，从开始学话的时候，就“喜军中语”。据说，他善于骑射，13岁时能一箭射双鸭，15岁随军出征，冲锋陷阵，无人能挡，军中呼其为“飞虎子”。
李克用还有一个别号——“李鸦儿”。因为他麾下的沙陀铁骑一律身穿黑衣，来去如黑鸦飞过，被称作“鸦儿军”。
鸦儿军战力爆表。黄巢起义军横扫两京，天下群雄束手，听说李克用率鸦儿军南下中原，黄巢将帅纷纷惊呼：“鸦儿军至，当避其锋！”梁田陂大战，黄巢麾下15万起义军，被鸦儿军“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
鸦儿军在平定黄巢起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天佑四年（907），朱温代唐为梁，盘踞中原，向四方征讨。李克用一直以唐王朝忠臣自居，凭借河东一隅之地与手中骁勇无敌的沙陀骑兵誓死抗争，但迫于后梁势力强大，形势异常被动。
一年后，李克用病逝，儿子李存勖继续带领沙陀骑兵部队南征北讨，建立了后唐。有学者研究统计，后唐、后晋、后汉的禁军统帅、节度使、刺史等，几乎都出自沙陀骑兵。直到北宋初年，仍有沙陀骑将拼杀在沙场上。
沙陀骑兵，被认为是“五代军事人才的摇篮”。后唐名将周德威曾评价说：“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川广野，骑兵之所长也。”
沙陀骑兵所向披靡，战马功不可没。这些战马是出自西域的大宛汗血马，还是东部草原的蒙古马？史书没有记载。
文少卿团队提取了李克用陪葬马的古DNA，发现它是蒙古马，即东部草原的马。“相比于西域马，蒙古马虽然体型矮小，但吃苦耐劳、耐力极强。”
游牧民族对马的习性和用途了如指掌。文少卿认为，沙陀人应该是经过比较筛选，最终选育出了兼具耐力强和勇猛的蒙古马。
这在史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和四年（884），李克用率鸦儿军追击黄巢军，“一日驰二百里”。能连续长途追击，且持续作战，可见沙陀战马名不虚传。
让古人“开口说话”
沙陀人凭着骁勇善战，在五代军阀乱世中，硬生生打出一片天下，先后在中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以及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北汉。
据唐末五代史、沙陀史专家樊文礼研究，沙陀人内迁后，曾长期保留一些“夷狄”习俗。李存勖毫不隐讳的说自己的“夷狄”出身；后唐明宗李嗣源喜欢讲蕃胡语，在行军时与契丹用胡语对话。
而中原悠久的汉文化，日渐改变了沙陀人的生活。他们改汉姓、学习汉文化、与汉人通婚……根据《宋史》的记载，宋初历史人物中，沙陀人虽然寥寥无几，却也清晰可辨；而到宋中后期以后，便不再有沙陀人的记载。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族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与汉人融为一体。
其他北方民族也呈现了类似的图景。文少卿告诉记者，北周武帝宇文邕是鲜卑人，但研究团队通过古DNA发现，武帝血统有六成源于古代黑龙江流域的东北亚人群，三成源于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说明他的祖母可能是北方汉人。武帝三成的古代黄河流域血统，极可能是鲜卑与汉人长期通婚的结果。”
从北周到晚唐，从鲜卑到沙陀，古DNA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融合，远比文献记载的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那些在史书中被简单地称为“胡人”的群体，他们的真实血脉远比“胡”这个字所能涵盖的更加丰富。
“传统的历史研究，依赖文献和考古实物，透物见人。”但文少卿认为，“人应该变成研究的主角，器物是故事的支撑。分子考古学能让古人‘开口说话’，让人重新回到C位。”
更重要的是，分子考古学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
目前，文少卿团队仍在继续推进古代相关研究，逐步破解匈奴、鲜卑、粟特等古代民族的谱系，绘制一幅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遗传网络图。
（山西省忻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秦建新、忻州市博物馆馆长任青田对本文采写亦有帮助配资网在线配资平台，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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